在《作为方法的空间：嘉庚故里模式语言》一书中，学者刘昭吟与建筑师张云斌从厦门集美嘉庚故里的历史与现实中，总结出了30条模式词条，包纳了风土人情、人文历史，也提炼了陈嘉庚百年前一手创建新型社区时，所期待建设的公共生活图景。他们提出了一些美化空间、让生活方式变得更自然的建议，也分享了自己在集美大社生活的第一手见闻。
大社早已习惯来客
第一财经：住在集美大社的生活状态怎么样？会不会担忧那里网红化？
刘昭吟：陈嘉庚在上世纪50年代就想象集美的产业是教育和旅游，所以他修建龙舟池、游泳池、植物园、集美公园、鳌园、校园花园等公共设施，供居民使用，也是希望集美成为好的文化风景区。改革开放以后，别的地方在把农地转成工业用地发展工业，集美的地早都拿来支持陈嘉庚建校了，没有地发展工业了，自然而然地往旅游发展。大社卖沙茶面的河北人告诉我，上世纪90年代他们在龙舟池摆摊卖旅游小商品，游客出门一定会消费，分分钟成“万元户”。所以大社发展旅游并不是最近的事，它发生得很早，随着时代改变业态。
人们来到集美，能看到多种多样的小店面，而且很多店面还很有趣。这些年部分原因是沙坡尾一直在涨房租，把一些主题商店挤过来了。店面小，就算租金单价高，总价也低。对年轻人来说，创业压力较小。进来大社的年轻人各凭本事开奇奇怪怪的甜品店、饮品店、咖啡店、小酒馆、面包店、旧物店、音像店、书店……有他们自己的设计感。
大社三五步就一家咖啡店，但本地人喝茶不喝咖啡，疫情时没有游客，这么密集的咖啡店卖咖啡给谁呢？开店的年轻人告诉我：“我们咖啡店互相喝呀！”这是很有趣的社区感，他们都是外来的，去对方的店里坐坐，换个地儿喝咖啡。他们并非只卖饮品，也搞电影欣赏、摄影展、读书会、旧物交换等各种各样的社群活动。互相捧场，互相引流，一起挺过了疫情。这说明在这里做小商业成本是扛得过去的。现在，大社火到走不进去，时时都能看到新店开张。当然，涨房租潮也开始了。
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，网红化已经是大社的现实，就算要担心也来不及了。时代商业潮流怎样，在大社就会怎样。只要大社保有多样性，我就不太担心网红化。因为一个机构的想象、一次性的投资，再怎么努力也不如多数的个体在不同时间上所创造的多样性。
第一财经：在大社几年下来会觉得自己跟居民有共情关系吗？多大程度上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当地人？
刘昭吟：集美大社本地人跟外地人的比例大概是1：1。这种局面不是现在才有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集美学校建成后就是这样。20世纪30年代村民和学生差不多都在3000人，学生住在宿舍，少部分教工在大社租房住。现在，村民和租房住的外来人大概都是5000人。
可以说，从有集美学校的第一天，大社人跟外地人的交往就开始密切了。一方面是“校领村”的共治格局，学村办事处设在大社，学校精英在大社搞识字班、民众教育、戒毒所、公共卫生，建公厕、抓盗贼；另一方面，3000外来人口是不小的市场，从百年前的《集美周刊》可以看到，校园总有小贩兜售茶叶蛋、绿豆汤、包子啥的，大社也有商业发展，业态甚至包括“黄赌毒”。所以，如果因为“遗产”这个议题而假设大社是古朴封闭的村落，这是误区。100多年来，大社一直就是人来人往、人聚人散的节点，别忘了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它还是镇政府所在地。
现在大社的一个空间特征是，很多村民把房子的一层租给外地人开店铺，这些开店的外地人也会在大社内租房居住。他们的店铺，就成为大社的第一道对外媒介，反而比村民靠前。
外地人来自五湖四海，大社人自己做生意的店面则会往村社外围去，寻找比较大的店铺，我推测是因为村社内的房租收入以及亲戚朋友合伙，使他们具有较大规模的房租支付能力和创业实力。
我认为大社人和外地人已经交织在一起了，但大社人自己还是有明确的身份认同，譬如血脉上通过祖厝确认属于哪一房，通过祠堂和正月十五割香确认属于哪一角头，通过集美社公业基金会出示证明的集美学校学区就学权利、中考加30分和福利照顾，以及，他们说着同安方言。
可能是商业烟火气浓的缘故，我住在大社，作为外来人并不感到格格不入。我以研究者身份在大社走来走去问来问去，受访者都很友善，我好像没遇到防备状态的，大部分都蛮乐意侃大山。同一件事情各有各的说法，有些存在明显的吹牛忽悠，可能与大社经常被研究、村民对被研究并不陌生有关。住在大社，我与我的访谈对象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互相刷脸，即使经过多次交流，彼此很少问到姓名。
大社的受访者中，我特别感谢陈进步先生，他是“大社的民间历史学者”。他提醒我口述史的误区：“如果同时期的、共同经历事件的人都死了，就你活着讲古，你的胡说八道、记忆错乱就成了口述史。因此口述一定要经过客观求证，才能成为史。”确实，我在阅读地方文献时也发现，有些说法过于想当然，写下来成为文献，白纸黑字的，后人就以为是真实的，其实经不起推敲，不是时间对不上，就是空间对不上。
陈先生是那种善于推敲的人，差不多我问他的问题，都是他怀疑过、求证过的，甚至当他想到我可能会对什么事没想透，会来我家那条巷子喊我，或在路上碰到我时主动说个明白。
当我带着出版的新书去回访村人，答谢他们对我的帮助，他们像哄小孩那样：“这是你出的书？哇哦，你好棒！”一些人会说有时间再慢慢拜读，大部分人表示会“好好收起来”，有点啼笑皆非，我倒是希望不要收起来，希望得到批评指正。我想，这正反映他们不那么介意被书写，毕竟由于陈嘉庚的重要性，大社人挺习惯被研究的。
传统文化在现代冲击中延续
第一财经：大社人的生活保留了很多传统文化，也融入了现代商业社会的元素，你觉得大社未来会有怎么样的变化？
刘昭吟：大社的传统文化具有共同体再生产的作用，但或多或少受到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，这是没办法的事。譬如，正月十五割香这个全社最重要的节庆，比春节更招人气，住在村外的都会回来。割香的前几日，大祖祠广场上，各角头年轻人要练习旗队、舞龙、阵头、锣鼓，这就是传承。可是，由于少子化，或外迁较远，人数不够，势必得欢迎一些非大社的年轻人来参与。
龙舟赛也是类似情况，过去是各角头各有自己的龙舟队，都是渔民，都很会划，体能都很好，互相拼杀。尤其是集美龙舟女队，超厉害。可是现在谁还从事体力活？龙舟赛变成了专门的体育竞技项目，能划龙舟的大社人数越来越不够，只好放开范围邀请集大体院学生帮忙划。
生活方式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时代趋势，势不可挡；往往，一刀切式政策的强力干预的影响更直接。譬如，大社被纳入禁燃区，整个春节无人机在头上飞来飞去警告放鞭炮会被罚款，正月十五割香这么重要的活动不能放炮，实在让人遗憾，总觉得跟神明没有沟通完整。难道就没有比较柔软的处理方式吗？
第一财经：你提到陈嘉庚当初想要那种公共性，随着几十年的变迁，他最初设计的学村自治体变成了学校、社区分别由不同的条块主管机构来管辖。你觉得以后在嘉庚故里提倡陈嘉庚精神中的公共性，有什么可行的方式？
刘昭吟：有一本陈嘉庚传记的书名是《第一公民：陈嘉庚传》，陈嘉庚自己在《南侨回忆录》里也写到，作为公民是自己先勇于投入公共事务，害怕失败才是可耻，大家受到感召跟上来一起干。为公牺牲一点私利，这样的精神体现在空间上，我们并没有看到普遍的提高。
首先是无处不在的围墙，学校、机构、小区、自建房，谁都以围墙宣告领地。我曾经有个野心，丈量集美学村范围围墙占地面积，我相信在集美学村这样用地紧张、总是产生用地纠纷的地方，围墙总面积合算好几块宅基地。我多么希望学校、机构能率先退让围墙，仅仅退让1到2尺，就能使我们多一排树荫；仅降围墙高度，就能使我们走在人行道上，多一点上半身的回旋空间。
这些大机构不贡献于公共，我们便不忍责难老百姓的自建房拼命占地。我们建模论证，以前在村里人们抬头就可以看得到南薰楼，看到南薰楼就兴起受教育以成为国家栋梁之才的愿望。现在房子盖高了看不到南薰楼，只能在大社路南段的夹缝中去看。我们做过一个拆除大社路房子防盗窗的模拟，使南薰楼露出来更多。如果我们同意南薰楼是集美学校的精神象征，更多地使南薰楼被看到就十分重要，那么为此内收或拆除防盗铁窗，就是公共性。
但是这内收或拆除防盗窗的公共性看起来轻巧，实践上未必容易。毕竟大社素来用地紧张，凡是涉及房屋产权的行动都可能是硬骨头。但这正是集美街道应该努力的，与其把资源和精力用在到处刷墙讲陈嘉庚故事，不如多用点心在真正回应陈嘉庚念兹在兹的公共性上。
《作为方法的空间：嘉庚故里模式语言》
刘昭吟、张云斌 著
上海文化出版社2025年3月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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佟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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